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陈列着一套纯金铸成的金编钟，这套钟共十六枚，是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为庆贺皇帝八十大寿，向各省集敛黄金，由宫廷匠人精心设计铸造的。

      清代宫廷用黄金铸造的编钟共有两套，一套铸造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另一套即本文所述的这一套。乾隆所铸的这套黄金编钟，共用了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黄金，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华丽、奢侈，表面装饰繁缛，气派非凡。金编钟铸就后一直存放在宫中，直到动乱不定的民国初年。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民国政府未立即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允许他与家族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且由民国政府每年拨四百万两经费作为生活开支。

      但是，皇室成员过惯了铺张的生活，挥霍成性，民国政府提供的银两不够花费，为维持奢侈的生活，溥仪命人偷运宫中珍宝给银行做抵押，以此换钱。

      金编钟就是在1924年，由溥仪岳父荣源出面，作价四十万银元，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用来贷款，清宫内务府还与北京盐业银行签订了关于金宝、金册、金编钟等押款的合同。

      是年11月，溥仪便被驱逐出宫，因无暇顾及他事，未按时赎回的金编钟遂成为北京盐业银行的财产。时隔不久，金编钟流出宫的消息不胫而走，被民国政府和外界察觉，出于各自目的，他们开始追寻金编钟的下落。

      盐业银行负责人矢口否认抵押金编钟一事，一面又秘密藏在东交民巷外库的金编钟运到天津盐业银行，藏于天津法租界的库房之中，由天津盐业银行兼天津银行会会长陈亦候负责保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华北，打探到金编钟的下落，日本特务很快盯上了陈亦候，并派驻天津副领事前去找他，要他交出金编钟，陈亦候有强烈的爱国心，又知道金编钟的历史价值，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只好推说不知此事，极力搪塞。

      后来，日本人步步紧逼，甚至以死威胁。陈亦候知道自己已无力保护金编钟，于是派人到香港请示总部经理吴鼎昌如何处理，意外的是所得指示只有两个字“毁掉”，就是说要把金编钟回炉熔化。

      陈亦候深知国宝的意义与价值，考虑再三，还是没有贸然从命。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找到了挚友胡仲文，希望能帮助保藏金编钟。胡仲文是位民族资本家，与陈亦候一样，非常爱国。

       国难当头，理所当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陈、胡即刻请两位可靠的工友协助，于1940年4月的一天深夜，用车将金编钟转移到胡仲文所在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的一个小仓库中。第二天，胡仲文派人买了几顿煤，堆放在小仓库的入口处，以掩人耳目。

陈亦候的心里虽然踏实了，可日子并不好过。日本特务多次威逼他限期交出金编钟。后来，日本特务失去了耐心，派大批军警到盐业银行搜查，所幸陈、胡动手早了几天，国宝得以安然保全。

      此后，陈亦候、胡仲文与两位工友守口如瓶，不为任何威逼利诱所动，严守秘密。而当时的人们大都相信金编钟已化为金条，稀世至宝永远消失了。

      1949年天津解放后，胡仲文向人民政府讲述了金编钟的故事，并代表盐业银行将金编钟完好无损地交给国家。1953年，金编钟被送回故宫，终于又和世人见面。

曾侯钟磬仿制的康熙大吕钟